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回望历史，从改革开放后的融入世界经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再到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步步深入的体现。新形势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紧紧围绕畅通循环这个关键，瞄准提升质量和水平这个目标，把握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和周而复始，是实物循环与资本循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国际循环是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循环越出一国的产物，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链条在世界范围的延伸，本质上仍包含这两个对立统一关系。从生产力看，国际循环是否畅通，直接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否繁荣，直接决定了全球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能否有效积累，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从生产关系看，各经济体在国际循环中的分工地位明显不同，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从国际循环产生的增值与财富中获益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上层建筑看，国际循环伴随着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构建，如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各类区域经贸协定等。这意味着，我国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层面一体推动。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这是对我国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客观、理性、精准判断。
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高质量国际循环助力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我国引入境外资本、技术并与充裕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助力解决了供给短缺这个主要问题。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加入WTO，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通过调整国际贸易与投资结构，拓展了参与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解决了大宗商品供给约束和多个行业需求约束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大大提升了国际循环位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要看到的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表现在供给存在卡点、堵点、脆弱点，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同时，国际环境明显趋紧，外部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在此形势下，一方面要求实施高质量引进来，以国内大循环吸引集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资源，改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推动高水平走出去，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对冲外部打压遏制的影响，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要求我国通过高质量国际循环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快速发展演化阶段，进入模式转换和动力转型期。从生产力看，全球市场需求萎靡，传统贸易投资不振，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从生产关系看，不同国家、不同群体获益不均的矛盾充分暴露，成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主要诱因。从上层建筑看，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调整完善。在此形势下，我国作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构建高质量国际循环，着力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共赢，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我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循环，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是要夯实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经济更为密切、更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
从比较优势看，过去以要素成本为主，未来要向强大国内市场为主转变。这是从生产力层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根本。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大需求市场。关键是要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迈上新台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4亿多人基础上明显扩大，打造充满活力的消费环境，形成对全球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市场导向型优质外资的引力场。二是强大供给市场。关键是要在保持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的同时，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和服务体系，巩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贸易投资新优势。
从规则基础看，过去以融入国际经贸规则为主，未来要向对标进而引领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转变。这是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层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主要方向。一方面，顺应国际经贸规则由“边境上”迈向“边境后”的趋势，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用好共建“一带一路”的丰富经验，在设施联通、陆上贸易、电子商务、能力建设、共享发展等领域探索引领相关国际规则演进，更加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着力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从衡量标准看，过去以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指标为主，未来要向是不是更好统筹国内国际循环转变。过去衡量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情况，往往使用对外贸易增速、利用外资规模、对外投资规模等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些指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衡量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整体情况，要将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统筹起来考虑。例如，不仅要关注外贸本身的增速，还要关注外贸是否带动了国内产业升级、关注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不仅要关注利用外资本身的规模，还要关注外资是否带动了供给结构改善；等等。必须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体推进，在衡量标准方面体现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动力。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